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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后文学就等同于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文本”，那后现代的“文学性”是啥？

　　历经多重解构之后，审美自律的“纯文学”不再是自然自发的内生现象，文学性也不再是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决定的内在品质，而是社会关系之缠绕与意识形态之经纬复合而成的历史衍生物。因此，文学性问题被置放于历时与共时交织、社会意识形态与文本生产双向互动的“知识空间”中重新审视，而新视域观照下的“文学”则彰显出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品格，为流动的文学性签署了跨语际的通行证——文学性自由穿梭往来于不同文本之间。西方批评家在本质主义神话破碎后，基本放弃了对文学性的定义的追寻，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保罗·利科的“文本”定义：把文字固定下来的任何言语形式都叫做文本。但追根溯源起来，最早界定文本内涵的当属巴赫金，他在超语言学意义上使用“文本”一词，把文本释为“任何的连贯的符号综合体”，并认为它是所有人文学科以及“整个人文思维和语文学思维的第一性实体”，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而对于人文科学而言，“没有文本也就没有了研究和思维的对象”。巴赫金的文本概念与“话语”、“表述”（相当于“叙述”）经常同义使用——“作为话语的文本即表述”。［3］他延续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反对物化的文本观，人的问题仍作为他思考场域的出发点，由人与人交往的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到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复调对话关系再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他的超语言学并未将人逐出其思想视野。但经结构主义的“主体移心”和福柯对“人”的谱系学知识考古之后，巴赫金强调交流对话的语言学人本主义被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创造性转换成物化互文的符号学“文”本主义。我们从“作品”到“文本”的命名置换中可以察现：“作”品一词中的创作主体已消逝在“文”的符号八卦阵里，由主体性的人创造“文”转换到“文”想象建构“人”的主体性，人文科学中的“人”与“文”开始了语言学转向后渐行渐远的分离。


克里斯特娃在巴赫金复调对话语言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互文性”：

　　“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背景）重合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我们从中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另一篇文本）……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副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转换了别的文本。互文性概念在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上安置了下来……这样，作为文本最小单位的词语的地位便显示出来：词语既是把结构模式与文化（历史）环境相联系的中介因素，也是使历时性变成共时性（变成文学结构）的调节因素。词语作为一个整体，在三个维度（主体—受话者—其他文本）中运作，它是由对话中的各种符义因素构成的整体，或者是由各种二重性因素构成的整体。”［6］

互文性为一度封闭单维的文本打开新的场域，词语（文本）作为一个三维的整体，语言的形式结构开始与社会历史之维遇合融汇在互文性的文本空间里，曾经泾渭分明的形式结构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寻找到最佳的契合层面。如果说巴赫金的互主体性对话理论是对形式主义批评的创造性超越，那么克里斯特娃的互文性文本理论则是对结构主义文论的批判性突围。对话理论和互文性理论都强调社会历史之维对文本的作用，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对话理论关注的是“有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和社会，而互文性理论则致力于构筑一个“无人”的文本性的历史与社会，一个文本化了的文“本”主义的“历史社会”。当巴赫金从个体的主体观走向主体间对话关系的主体观，克里斯特娃却通过强调文本自身的不以任何理性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自由组合，彻底走出人学视野的主体性，进入了没有主体的文本世界，启蒙时期以来一路凯歌的人文精神也被“文—文”的互文符号化表征置换。当然，主体性的“人”消逝在文本的互文性踪迹里，并不意味着文本理论无视人的现实存在，实际上它解构人的主体性是为了确证有关“人”的知识观念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话语建构，并试图在祛魅“人性”、“人道”的理念光环的同时以崭新的话语照亮人的现实境遇。